毛泽东的故事大全_关于毛爹爹的故事(6)
毛泽东水晶棺背后的故事
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_”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2时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磋商3个问题：(1)主席的后事;(2)主席遗体如何处理;(3)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而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姚文元也跟着起哄。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议题了。后经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排除干扰后，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而“_”这时却躲开了。他们有意不参与这件事情，就是存心找茬：如果决定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_”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但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政治局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一周的遗体告别活动，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以及各界代表，向最景仰的伟大领袖作最后的告别。鉴于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时间较长，一般的冷冻措施无法确保遗体完好，更主要的是为了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必须立即对遗体进行一些特殊处理。
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马上下达到卫生部。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立刻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进行落实。
刘湘屏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同院党委书记杨纯商量后，决定派医科院基础医学组(原中国医科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现解剖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去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大学所学专业为组织胚胎学，1956年赴苏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可以说，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9月9日天刚亮，刘湘屏见到赶来的徐静后，拉着她，坐上自己的车，立即向西驶去。车子缓缓驶入中南海的北门，在一排灰房子前停下，这就是地震后毛主席的新住处，对外代号“202”室。
她们刚进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语调低沉地说：“召集你们来这里，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汪东兴说，“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尼赫鲁死后就想保存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腐变，最后只好烧了。”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徐静思索了一会儿，提出3点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要先看看毛主席遗体情况;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这3条都得到汪东兴的首肯：“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随即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
徐静粗略计算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仔细观察着皮肤有无损伤、褥疮等，轻轻地触摸了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并一一牢记在心中。她顺便还看了一下毛泽东的居室，寻找着适合实施遗体防腐处理的房间。看后，认为卫生间条件还算好：既宽敞，又有上下水，只需经过严格消毒，即可在此进行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
返回医科院院部后，刘湘屏与杨纯研究后确定，遗体保护的第一步处理就由徐静负责，张炳常和陈克铨参加，组成3人小组。此时，张炳常教授还在平谷县参加巡回医疗和教学改革。
小组成员之一的陈克铨年仅38岁，也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是3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得到通知后，他用了1个半小时，备齐了必要的药品、器械，其中有些物品还是临时借来的。
9时左右，张炳常也从平谷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即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还不到10点，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等已提前赶到中南海。
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等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3位医学专家未见过这种场面，略感有些紧张。
汪东兴让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讲述了方案的依据、效果和实施的方法。
政治局委员们听后，又就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询问，徐静等做了扼要的回答。
最后，张春桥站起身来，背着手，在两个沙发之间走来走去，拿出“军师”的样子，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这时徐静已经顾不得紧张了，她镇定下来，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3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存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最后，华国锋拍板说道：“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遗体处理工作的时效性很强，时间稍许延误，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徐静等人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实施方案之中。
做好防腐后，当日下午，工作人员重新量了主席遗体的尺寸，由红都服装厂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给主席穿了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小周则为毛主席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主席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当晚，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一些首长在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遗体举行了告别仪式。整个过程中，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传“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约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话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主席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杜修贤为她拍了照，然后就匆匆离开。
遗体防腐处理工作完成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17日，毛主席遗体要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
9月11日凌晨3点20分，毛主席的灵车来了。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毛主席遗体走出中南海，来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遗体被放在宽大的平担架上，由警卫战士抬着，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细心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防腐小组的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期间，华国锋曾在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负责遗体保护的徐静参加了所有的会议。
她回忆说：第二次会议，气氛就紧张起来，当我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出开了馊主意，要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等等。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接着，谷牧、顾明等同志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事后，谷牧副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_’破坏得很厉害，他们不时地出难题，制造障碍，要是遗体真的保护不好，他们是要兴师问罪的。其实，兴师问罪倒是小事，如果搞不好，我们这些人怎么向下一代交代?”
6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开放第24批档案,这批开放档案资料“讲述”了““””后上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977年上海新沪玻璃厂(以下简称“新沪厂”)等单位承担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的石英玻璃研制生产任务。
1976年9月9日，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逝世;1977年9月9日，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开始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广大人民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存放毛泽东席遗体的水晶棺是怎么制作出的?上海市档案馆新开放的这批档案透露了部分内情。
初次试制石英玻璃板
存在气泡、斑点等问题
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后，党中央决定在北京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称“一号任务”)，建造水晶棺，将主席遗体长期保留下来，让后人能长久瞻仰到他的遗容。
首次开放的上海新沪厂档案中，1977年1月28日的一份电话文档显示，“接北京605厂革委会主任杨光铎同志来电，国务院九办水晶棺小组组长韩伯平、肖央同志的意见，将新沪厂最近试出的一块石英玻璃(长88厘米、宽77厘米、厚4厘米)送北京，请各有关参加会战的单位分析。”
当年曾参与研制毛主席水晶棺的王佑釲先生此前曾撰文回忆这一事件，其时，王佑釲身份是北京玻璃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王佑釲说，当时国家特别成立了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统筹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各项工作，当时人们一般习惯性简称其为“九办”。肖央(注：也有文章写作“秧”)同志当时是“九办”的成员，同原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同志一起负责毛主席纪念堂设备组的工作。
根据有关资料，水晶和石英的化学成分都是二氧化硅。水晶是高温、高压下二氧化硅分子有序排列形成的晶体，石英高温熔融会变成二氧化硅分子无序排列的石英玻璃。石英玻璃硬度高、结实牢固，热膨胀系数小，不易炸裂，耐腐蚀性高(除氢氟酸以外，不怕任何物质腐蚀)，透光性好。
世界上至今也没发现大尺寸的纯净无瑕的水晶，所以，过去一般所说的“水晶棺”，实际上就是光学玻璃(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再加上其他金属氧化物高温熔化而成)的。
在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石英玻璃，国内有能力研制石英玻璃的厂家也不多。根据上海新沪玻璃厂档案，研制石英玻璃、制造水晶棺的任务就落在了北京605工厂、上海新沪玻璃厂、锦州115厂等几家单位。石英玻璃的水晶棺研制难度比较大，又要求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安装完成，时间非常紧张。
档案显示，当年，“一号工程”分配给上海的任务，由上海市革委会工业交通组承担，市科技组、轻工局、化工局等十多个部门配合。其中，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的石英玻璃研制生产任务主要落在新沪厂，同时组织上海化工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光机所、计量局测试所等研究和技术部门，组成技术质量保障组。
其实，早在1976年底，水晶棺的石英玻璃的试制任务就已开始。至第二年1月，一块“长88厘米、宽77厘米、厚4厘米”的石英玻璃试制成功，不过，初次试制的石英玻璃却存在气泡、斑点、析晶等质量问题。此后，为解决这些质量问题，新沪厂与有关技术保障部门全力投入研究及反复试产。
再造生产线
用四氯化硅试制水晶玻璃
为了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新沪厂的干部、职工，以及各参与单位、各科研单位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大家都以能参与研制水晶棺为荣，都希望为毛主席纪念堂建设作贡献。同时，以新沪厂为核心的各参与单位，几乎每三五天就要开一个总结会，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在人员方面，新沪厂迅速将原调到外单位工作的党委书记吴友生、石英车间支部书记周友林调回厂，协助抓“一号工程”。经过该厂党委研究，全厂70%以上的中层干部和党员，都集中到“一号工程”工作，还选拔了一批优秀的老工人加强生产的各个环节。厂党委还发动全厂群众，学习大庆工人“三老四严”精神，严格工艺，精心操作，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在时间方面，新沪厂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研制，甚至放弃了春节部分假期。新沪厂发动干部、职工，1977年1月18日(大年初一)休息一天，19日就开始上班。
针对第一次试产石英玻璃存在气泡、斑点、析晶等质量问题，由新沪厂、上海化工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光机所、计量局测试所等组成质量攻关组，通过用激光、X射线和红外技术的检验分析，认为引起玻璃气泡、斑点等的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一)主要来自原料里含有钙、镁、钠、铁等元素，其中钙的影响大;(二)与水晶粉的颗粒不均匀有关，比较大的可能烧不透，形成斑点;(三)操作上不够熟练，对表面上出现的垃圾未能及时、全面剔除。
针对以上原因，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新沪厂采用种种措施，反复试验，提高质量。新沪厂《“一号工程”进展情况(五)》记述，1977年2月5日，该厂投产试烧第四块石英玻璃板，这块玻璃板的尺寸超过以前，长1200毫米，宽900毫米，厚80毫米，预计17日结束。
在试制第四块的石英玻璃板同时，新沪厂还根据北京水晶棺小组的意见，再造一条生产线，用四氯化硅原料试制水晶玻璃。四氯化硅是三氯氢硅的副产品，其时，上海每个月约有30吨产量，过去一直没有被很好地利用。
很快，第四次试制的石英玻璃板生产出来，比以前有一些进步，但存在的气泡等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此时，新沪厂干部和群众都普遍存在着着急的情绪，大家认为，时间已经过去2个多月，但真正像样的水晶玻璃板还没有拿出来，大家感觉技术难度大、压力大。部分干部、工人甚至给厂党委提意见。
此时，远在北京的国务院九办水晶棺小组也很焦急，甚至已经请北京玻璃研究所试制了一副光学玻璃棺备用。
采用梯形样棺
水晶棺一共五块大板
《“一号工程”进展情况(八)》档案显示，第五次试制时，水晶玻璃熔制材料由天然水晶改为四氯化硅。此时，水晶玻璃试制成员单位又添加了几个新成员，新沪厂与吴泾砖瓦厂负责熔制大板，上海电化厂负责提供氢氯和原料。此时时间已到了1977年3月30日。
上海吴泾砖瓦厂在制作石英玻璃坨子方面有些经验，据王佑釲先生回忆文章介绍，从打坨子开始就得注意不能有一点杂质和小气泡，否则做出的板就会前功尽弃。检查合格的石英玻璃“坨子”，用工频炉加热后压制成10厘米厚的小平板，磨整齐后经过多次熔接做成大板。
此后又经过若干次试制，至1977年5月份，新沪厂终于用四氯化硅成功试制出水晶玻璃。6月底，新沪厂生产出的大板用专机空运到北京，和北京生产的大板一同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研磨加工。
据王佑釲先生的回忆文章，毛主席水晶棺采用梯形样棺的方案，一共有五块大板，分别是两块侧板、两块端板和一块顶板。此后，水晶玻璃大板又经过镀膜、组装等一系列程序，至当年8月初，庄重大方、晶莹剔透、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于问世了，“这是在中央领导和国务院‘九办’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一百多个单位支援协作结出的硕果。”王佑釲先生说。
早在组装石英玻璃水晶棺之前，北京玻璃研究所已经组装了两台光学玻璃的水晶棺(一号样棺和二号棺)。最后组装成的石英玻璃水晶棺因此被称作“三号棺”。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三号棺)进入纪念堂，替换下K9光学玻璃的水晶棺(二号棺)。1977年8月20日凌晨，毛主席遗体移入纪念堂。1977年9月9日，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典礼的万人大会后，毛主席纪念堂开始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广大人民群众瞻仰毛主席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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