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

　　公元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以南北分裂为主的历史时期，就此结束。如果说历史上充斥着偶然事件的话，这却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诸多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促成统一的因素却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民的大潮推动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相往来，那么其言语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移民的往来打破了这种隔阂，因为移民和原住民之间总是要交流的，他们就会寻找出新的交流约定来。西晋后洛阳的正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及东晋长江下游扬州“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而且“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与此相关的是，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族的本族语言也渐渐地在生活中消失。语言文字的统一成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前奏。

　　其次是生活习俗的混一，主要在于游牧习俗与农耕生活的相适应。本时期的民族问题，不是在边境上的攻战，而是在中土的如何相处。其民族融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步：第一是交往;第二是杂居;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为准则的认同。对少数族的上层，农业化和汉化是一致的。为了统治，他们要与汉族打交道，就会率先学习汉语言文字，如稽胡“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这种结果是惊人的，“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后期竟需“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接下来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风气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药数动发”。其中一个动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们在族群里的地位或威权。但往往这两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层。一旦下层族众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难以逆转了。

　　再次是水陆道路的打通。路是人走出来的，军队的征讨，民众的迁徙，商人的贩卖，行僧的云游，都会把路走得更多更广。士兵、移民、商贩、僧人是魏晋南北朝最常见的人们，他们的往来带动了道路的发展，也带出了统一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适应南征北战的需要，自曹魏起在水利上开始做两件事。一是配合大规模屯田的需要而修建灌溉系统，如当时“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即使前燕这样的政权，也因屯田而“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二是开凿或疏通了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如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马渠、鲁口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所以当时“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这些水道的开凿或疏通，无疑为隋代的大运河开通打下了基础，并使以后隋唐的大统一少了几分地理上的障碍。由此尽管政治上是分裂的，经济交往却很寻常，证据之一就是诸朝的商业税越来越成为官方的重要收入。不仅“河桥孟津，解券输钱”，就是沿途旅舍，也对“交易贸迁”者“依客舍收钱”，追求末利。东晋南朝更是如此。证据之二是南北之间还常设“互市”。早期如前秦苻健“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后来北魏“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地方上如魏崔宽为陕城镇将，以“恒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贸易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又如北魏占领淮河流域后，“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问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但也有人一下子购得鳆鱼三十枚者，可见交易量还是不小的。即使在打仗时也未停止，如高季式“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江、淮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而这种商业上的利益，致使北魏缘边州郡的官员“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另一边如梁时“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凡此，可见南北边境交易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魏分东、西后，“士人仍缘姻旧，私相贸易”，虽有禁令，但“犯者非一”，后来不得不放松。又如北齐“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苏琼为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后，听两淮通籴粮食，“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这种情况当然是促进统一的因素之一。

　　最后落实在一统观念的强化。当时南北分裂，但交往频繁，南、北朝间国书往来，本来的套话是“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后来为“欲示无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抛，并取得南北一致的认同。至于深层观念上的趋同更是无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杂错交织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后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约公元500—550年)，南北双方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共处的时期，文化交流频繁，装饰艺术风格，特别是装饰题材、造型及纹饰渐趋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与北魏巩县石窟内顶装饰图案题材的一致、神王异兽等题材在北朝后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审美上的一致也是价值观念趋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有了长期的和平稳定，关中和中原不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是传统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于是在物质与心理的支撑下，谁占有中原，一统天下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名正言顺的尊王攘夷之举总会使人跃跃欲试。魏孝文帝当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其臣下呼应：“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埘。这种豪情壮志苻坚有过，拓跋焘有过，但客观形势都未成熟。宇文邕灭北齐后统一的条件是具备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杨坚建隋后的灭陈之策是这种意愿的自然延续。这些都说明无论北方的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少数族人，要求统一的主观愿望总是强烈的，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场景呢?在南边，自刘裕建立宋朝起，“以区区江东，蕞尔迫隘，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在与北方的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刘裕是一个出色的统帅，但为了确保夺取东晋政权，他匆匆从前线返回建康，致使先机尽失，关中沦陷，元气大伤。宋明帝时，青、齐诸州又为北魏所有，大体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线。“南北朝对峙，其国势强弱之分界线大约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际而攻取青、齐之地一役”。齐、梁两朝无大变动，缘淮为界而互有攻防，对峙下还能基本保持平衡，不过由于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后，两淮残破，无法成为北伐的基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势。梁末由于侯景之乱，使继之而起的陈朝境土局限于长江之南，“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江左政权赖以生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皆残破不堪，如《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条云：“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这样南朝就失去了与北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基础。

　　此外，对南方政权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顺流而下之势;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仅建康暴露，北军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决定了整个陈朝不过苟延残喘而已。隋文帝所采纳的伐陈策中，就以“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一旦决定伐陈，蜀、汉两江北军轻舟直下，南军不重兵抵御，必乘势而进，如聚船与之决战，则江防空虚，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顾此失彼。因此到了陈朝，统一的时日就取决于北方自身形势的发展了。

　　但从长远来看，南朝的积弱另有原因。东晋南朝的门阀，虽然起初也注意领兵，但毕竟来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轻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气不振。而北方少数族历来尚武，北魏迁都洛阳后虽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齐时又得到重振。这种差异也是南北战争中南朝输多赢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于长期积淀影响和地域资源多寡所致，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高于江左，北朝所铸钱币的材质和品相亦好过南方诸朝所铸，这就是说在作为战争基础的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上，北方也优于南方。再者，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这也是南朝屡次北伐而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因此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两淮至为重要，南军只有在此组建强大骑兵，备集足够的车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圳，这当然十分有利于长途奔袭，但南方是难以弄到这么多的马匹的，直至魏晋之间，农耕区域的主要养马区“实在冀北”，这个地区当然也归属北朝。何况当时北方骑兵已装备了马镫甲具，冲锋作战时更是势不可挡。北魏“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后来北齐曾“敕送突厥马数千疋于扬州管内”，虽然其目的在于榨取当地土豪钱财，但南北骑兵基础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见，因此北强南弱的局面也总是难以改变。

　　然则基础于上述这种种的分析与比较，等到隋朝建立后，由北方完成统一，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尽管儒家推崇王道与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统，就得用兵。在中国历史上简直见不到有和平统一的例子，即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临城下的时候。就象晋灭吴的形势一样，隋朝结束南北朝的时候，又重复了南下统一的场面。

　　客观上是条件成熟，大势所趋，主观上是要建立功勋来巩固轻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于开皇八年十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十二月，南下诸军临江出发。虽然从力量对比上看，由周军转化而成的隋军在灭北齐后士气正旺，而南军主力在吴明徼北伐后已丧失殆尽，隋伐陈是以石击卵，当无悬念，但隋还是十分慎重。首先在当年三月，一边遣使至陈试探虚实，一边颁诏罗列陈后主劣迹，以造舆论。此前，更是采用高的计策，因北方收割早于南方，屡屡在北边农事毕而江南正农收时顿兵临江，陈朝征兵防御，几年下来，废农困弊，又被麻痹;陈又不自量力地挑衅：“时后主与隋虽结和好，遣兵度江，掩袭城镇，将士劳敝，府藏空竭”，更给了隋军动手的口实。其次隋动用兵力很大，“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舰只，其中大者有楼五层，容战士八百人，南方已经没有水军优势。再次是多点渡江进攻，“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这样不仅是气势压人，而且使陈朝军队首尾难顾，其策略和西晋统一时差不多。加上陈后主初无准备，隋军势如破竹，合围建康，并迅速破城。隋开皇九年正月，陈后主被俘，陈亡。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役有关并影响以后历史发展的是，这次伐陈，是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总统诸军。为什么不用太子杨勇率军呢?其实对当时隋朝而言，更危险的敌人是北边的突厥。当时突厥强盛，时常犯边，数越长城，关中震动，所以开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开皇六年秋，杨勇又移镇洛阳。杨勇的任务虽然重要，防范好突厥是保证灭陈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统天下，却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杨广灭陈后，杀陈之佞臣施文庆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后来杨广能夺得太子之位，虽然有其他的原因，与此却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