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心中政治论文范文(2)
党在我心中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中共与国际共运的探索之路
共产党的世界地图(上)
作为国际共运史上最受关注也最具希望的共产主义政党，在90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国际共运的关系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来，既得到过后者支持，亦曾受限于其视野;既有过相濡以沫，也有过暴风骤雨。当苏东巨变的风波已经过去二十年，当中国经济在中共领导下跻身“世界第二”的位置，或许正如党史专家所说，其实对中共而言，发展好自己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
从合作、斗争到独立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秋天，孙中山在上海寓所的书房里接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两人的初次见面没有过多客套，而是坐下来直奔主题：谈俄国革命。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会见外国共产党人，来访者正是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
彼时吴廷康已在中国活动半年有余，他来中国之际正值“五四运动”刚刚落下帷幕。中国人的民族觉醒与自救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风起云涌，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刚刚孕育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
吴廷康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要在中国寻找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为此，他先后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并投入到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工作中。但正如吴当初旨在组成“各革命团体中心组织”的想法，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的奔波与身体力行虽满怀憧憬却很难想见：他们正在着力推动的，是将会在今后90年中成为国际共运史上最受关注和最具希望的共产主义政党。
1250元：来自共产国际的“月薪”
在吴廷康返回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此前一年里，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马林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上海的党组织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是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祝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没有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就不会这么快、这么顺利地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景治评价道，“并且在建党后，中共也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中共的飞速发展与共产国际制定的统战政策有关。1922年到1923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起初，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很难接受：怎么能加入资产阶级政党呢?结果，中共从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一跃壮大到拥有5万多名党员(到1927年)。”国际共运史专家高放说。
此外，在经费支持上，共产国际也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根据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的考证：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大约在700元左右。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250元。
“两头好，中间坏”
不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也给正在探索中的中共革命带来伤害。按照毛泽东曾经对共产国际做出的评价，从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影响是“两头好、中间坏”。
从1927年年底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王明教条主义”。其中，一条贯穿的错误思路便是“城市中心论”。
“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共才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有了自己的领导。”李景治说。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地位，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此时共产国际也开始反思，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周围，即支持、承认了遵义会议以后确立的领导班子。
“种玉米的实干家”与“真正的战略家”
中共革命的胜利无疑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据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的研究，当时苏联对华援助主要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派遣苏联专家等几个方面进行。
苏联的援助，为新中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东西“冷战”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但好景却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转直下：中苏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额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李景治分析认为，“中苏论战本身就有不科学性，它的全称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从苏共方面讲，体现了苏共大党主义的倾向。”
事实上，东欧共产党在1956年“波匈事件”后，也已流露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
当时，也正值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东欧多国的共产党纷纷批评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错误。面对新形势，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团结，毛泽东出面劝说大家。
高放介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可谓“独具慧眼、独圆全局”，“当时莫斯科流行一句话‘赫鲁晓夫是种玉米的实干家，毛泽东才是真正的战略家’。不过接下来，中共也开始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超越苏共了，赫鲁晓夫已经不能再领导国际共运了。”
高放把之后中国掀起的“大跃进”、““””放诸于国际共运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的经济发展实力还是不如苏联，所以‘大跃进’就要使中国在经济上、科技上尽快追赶苏联，在生产关系上尽快超过苏联。”
尽管学界至今仍对中共领导人是否想成为国际共运中心存在争论，但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产力，造成国民经济水平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虽然“波匈事件”坚定了毛泽东与苏联大国主义斗争的信念，也坚定了他独立自主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无论是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还是由国营经济、集体主义经济构成的经济体制，无一能走出苏联模式，反而后期比苏联更‘左’。”高放说。
“而中苏论战的后果也使国际共运走向低潮，一直到苏联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低谷。”李景治表示，“内耗极大伤害了国际共运。”
苏东剧变与南巡谈话
历史的车轮曲折前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时值寒冬腊月，但却迎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邓小平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革除曾经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弊端的过程”，这体现在：不再强调计划和指令，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竞争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中国大地时，国际共运却遭遇严重挫折。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且不说国际形势令中国孤立无援，在中国国内也产生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吗?中国会被和平演变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1992年发表了“南巡”谈话。其中，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这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李景治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其实对中共而言，发展好自己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
也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中共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变了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援方式，从物质上的帮助转为道义上的帮助。而亲眼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成就后，越南、老挝等共产党执政国也逐渐走上了独立自主摸索本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1月14日，在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尔，参加“中欧青年交流年”项目的中国青年代表参观马克思故居。本报记者 武巍/摄
“中国成就越大，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就会更大”
——专访著名国际共运史学家高放
记者 陶德言、邓亚君 发自北京
【嘉宾介绍】高放，原名高元?，192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1年经国务院审批的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著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等10多部著作，约500万字，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
“国际共运不可能再出现以往的革命高潮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
国际共运没有统一领导和中心
也有很多共产党希望中共能挑头建立国际组织，但我们从历史经验出发，不赞成成立国际组织，坚持邓小平讲的“决不当头”。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还有国际共运吗?或者当今时代下的国际共运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具有哪些新特点?
高放：我刚参加一个纪念“中共90年”的研讨会，会议期间有很多人也问我“现在还有国际共运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等。
我说，国际共运是存在的，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认清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今时代是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集中特点就是信息化。我们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蒸汽化时代，产生列宁主义的电气化时代，一步步发展到当今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会形成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以前的时代主题是战争、革命与斗争，现在的时代主题已经转变为和平、发展与合作。
时代主题变化后，当前的国际共运呈现出5个新特点——
第一，没有国际组织统一领导;没有共运中心集中指挥，各党独立自主发展。20世纪，统一指挥国际共运的是共产国际(1919年-1943年)，中共就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立的。共产国际解散后，1947年到1956年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虽然它是地区性组织，但还是共运的组织中心。情报局解散后，没有国际组织统一领导了，但还有共运中心集中指挥，这个中心就是苏联。
波匈事件以后，赫鲁晓夫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充分暴露出来，也引起其他国家共产党对苏共的反感。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出面劝其他共产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头”，你们能当这个“头”吗?中共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团结。不过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到70年代末，我国为争当世界革命中心，在长达20多年的过程中不仅照搬苏联模式，而且还超过苏联模式，推行比苏联模式更“左”的社会主义，我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体现。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际共运再没有中心了。现在世界130多个共产党，都在独立探索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如果国际共运不存在，那么这130多个共产党在干什么?所以现在的国际共运依然存在，只不过没有统一领导和中心而已。
第二，各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多元化。共产党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导思想是一元化的;但是各党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也可以说是多元化的。
以革命任务为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传统上认为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民主主义革命早就完成了，但是日本共产党提出仍然要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美国共产党现在也不提“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认为这条道路在美国走不通。再有对“民主集中制”，各国共产党原先都以它为组织原则，现在法国共产党改为“民主制”，认为过去过于强调集中，而民主集中的本质是民主。日本共产党表面上还是贯彻“民主集中制”，但是它取消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把过去共产党要“完全服从”党的决议改为“自觉服从”。
第三，各国共产党实践行动多样化。绝大多数党从事不同的合法斗争。有的党参与议会斗争;有的党没法参与议会斗争，比如美国共产党，美共从来没有一个人当选参议员、众议员，参选也不可能当选;还有党继续搞武装斗争，比如印度共产党(毛派)、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所以不同国家，共产党的实践行动多样化。
第四，各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多党化。一个国家出现了好几个共产党，这是以前绝不允许的。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有一个决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有两个就要合并。但实践证明，只有一个共产党时，党内斗争非常尖锐、残酷。因为人们对把共产主义和本国实践相结合总有不同看法，不同看法出现了不能妥协怎么办?所以非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现在有不同看法可以另组一个共产党。分裂虽然分散了党的力量，但如今来看，分裂未尝不是好事，避免了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残酷化。从而把不同主张公开诉诸群众，和平争夺群众支持，也可能通过一段争夺，最后还会联合。
第五，国际共运虽然是各党独立自主发展，但相互之间还有联系，不是孤军奋战。双边的、多边的、地区性的、国际性的联系都有。比如，我们党和尼共(毛派)就有联系，还有交往，同时和尼共(联合马列)也有联系。而地区性的联系，比如拉美地区举行过共产党的一些论坛、活动;更重要的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国际会议，从1998年起迄今几乎每年都开，已经开过11次大会了。
当然，也有很多共产党提出国际共运还是应该有组织，希望中共能挑头建立国际组织。但我们从历史经验出发，不赞成成立国际组织，坚持邓小平讲的“决不当头”。
中国对外输出价廉物美的自主产品
中共是世界共运的“后起首秀”，过去苏联模式是输出革命，目前我们是输出价廉物美的自主产品。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这样我国才可能更多地切实帮助别国。
Q：回顾中共建党的历史，90年来，中共的诞生、发展与壮大和国际共运密切相关，相互影响。您如何评估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
A：中共是世界共运的后起之秀。这90年间，我们有挫折、失败，但毕竟一步步总结历史经验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更上一层楼。所以中国社会发生了三次巨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既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也受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扰。然后独立思考，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我查了历史资料，按共产党成立的先后顺序，中共在世界共产党里排名第34位，不是第一批成立的共产党。到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为止，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共成立了66个，我们正好处于后半部分首位。
比我们先成立的33个共产党，如今基本处于三种情况：一是垮台。有的解散了，有的改名了，有的改性质了;二是党还存在，但力量缩小，基本上被边缘化，在本国政治舞台上起到的作用很小。三是分裂成几个党。比如印度共产党分裂为4个党，美国、英国、意大利都有两个共产党。
这样一比，可见中共不仅是后起之秀，而且是后起首秀。中共现在是国际共运中取得的成就最大、力量最强的共产党。也可以说，是最伟大、最强大的共产党。最伟大，可以理解为我们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取得的成就最大;最强大，意指我们有8000万党员，占世界共产党总数的85%。其他4个小国、小党执政国的党员数量加起来是我们的十分之一。对此，我们一方面，自信、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要自谦、自省，因为我们也还存在很多问题，还面临很多挑战，千万不可自满自足，自负自傲。
Q：苏东剧变后，国际共运一度陷入低潮，因此有学者提出“历史终结论”，但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可以说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应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6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会否带来国际共运的新高潮?
A：从国际共运来讲，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崛起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崛起进行比较。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是在对外开放中崛起的，不再推进世界革命，而是推进世界逐步改良。
世界革命就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现在中国尊重各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我们从1982年十二大以来，坚持并信守与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过去苏联模式是输出革命，目前我们是输出价廉物美的自主产品。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家繁荣富强，这样我国才可能更多地切实帮助别国。
但我认为国际共运不可能再出现以往的革命高潮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过去之所以有革命高潮，就是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第一国际时期有巴黎公社革命;第二国际时期有俄国革命;第三国际时期有中国革命和东欧一些国家革命。今后也不会再出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高潮，大部分党将会逐步改良，和平渐进。当然，并不排除个别国家可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越大，对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会促进他们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逐步渐进。比如，越南和老挝也在1986年的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显著成就。再比如，卡斯特罗曾两次来中国考察，最近闭幕不久的古共六大也释放了不少改革信息。近年来金正日多次来中国参观访问，也很重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中国模式”正在形成中
“中国模式”远未定型，目前形成的其实是一种“摸式”，即“摸着石头过河”。
Q：说起中国的崛起，主要原因是中共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发展模式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西方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威胁论”。您如何看中国模式的特点、内涵、实质?中国模式的优势在哪里?
A：其实“中国模式”最早是邓小平于1980年、1988年提出来的，不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使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因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定型，还正在形成中，目前形成的其实是一种“摸式”，即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很大的变化和可塑性，最终是要形成“中国模式”的。
“中国模式”全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模式”这个词不是“模范”之义，而是“模型”、“样式”。它是中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偏于褒义，即便是好的模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不好的模式更要大力改革。
目前来看，我把“中国模式”称为“四不像模式”，这并非贬义，而是反映实际。第一，它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主;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转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崇拜领袖转向以人为本;从人治转向法治;从坚持斗争哲学转向构建和谐社会;从过分强调产量、产值增长转向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对外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推行世界革命转向营造和谐世界等。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模式确实与苏联模式是有区别的，并正在形成中。
第二，中国现在仍然掺杂着苏联模式的成分。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还不够健全，传统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观念和做法仍然在起消极作用。政治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官本位现象严重。在文化方面，也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三，中国现在已经渗透有美国模式的成分。例如，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过大，高管年薪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基层员工年薪不过5万多元，这是华尔街模式。美国模式中鼓励竞争的好的方面我们吸收不够，反而让贫富差距扩大了。
第四，中国还受到欧盟一些国家模式的影响。例如采用工党、社会民主党执政过的国家实行的让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并排混合发展，私营经济已经大大超过了国营经济。而且国营经济中很多是垄断经济，尤其在石油产业、电信产业等领域，阻碍了市场的自由竞争。
我们要做的是要探索一条全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照搬、照抄外国模式。我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剔除其他模式的影响，要把世界上好的东西都汲取过来，熔于一炉，以社会主义为主体，把不好的东西都剔除，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未来之路要发展公共权力
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也应当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点。
Q：您对未来国际共运的前景、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有何估计?
A：我是乐观的。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存在，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兴盛发达。社会主义就是要取代资本主义，建立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制度。但在新科技革命时代，未来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和以往有所不同。
这些不同包括前面讲到的——过去是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现在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但在这当中，共产党不仅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还应该擅于联合其他社会主义派别，比如社会党、绿党、托派等。过去认为“只有共产党一家在搞社会主义，其他国家在搞假社会主义”的观点需要改变。我曾经说过，现阶段应该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事实上，1888年恩格斯校订的、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共产党宣传》英文版就将“无产阶级”干脆翻译为“劳动者”。
狭义的劳动者指雇佣劳动者：自己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雇佣。我们如今应该依靠五颜六色衣领的劳动者：西方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了，所谓的管理者、白领工人，还有金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灰领工人(维修人员和知识产业的开发者、营销者)、绿领工人(环保领域)、粉领工人(女工)等，也都是未来社会主义要依靠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今后社会主义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我曾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资本主义，资本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16世纪至18世纪);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即社会资本主义。之所以叫社会资本主义，有三个主要特点：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的社会职能大大加强、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能使用传统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打倒它。
美国最大的危机莫过于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但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罗斯福新政”，实行社会保障法，使美国资本主义躲过了这场危机。国内理论界有人说，“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资本主义死里逃生。我的看法更进一步，不仅是死里逃生，更是“重获新生”，让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活力是什么?就是吸取了社会主义中有利的一面，来补救资本主义危机。“罗斯福新政”中的重要措施是“指导性计划”，就是吸取苏联指令性计划的精华，加强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所以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也应当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点，使政治权力公共化。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在于公权，财产公有化。如果公有化的财产再加上公共权力，那就能全面取代资本主义。
我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之路，要重视自我更新，发展公共权力，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这包括三个层面上的民主：党内民主，主要指党的权力机关的制度改革;党际民主，主要指多党合作领域;人民民主，主要指基层民主政治。
马克思曾经说过，总结经验，镇压革命的人往往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所以可见，“革命遗嘱”是历史大势所趋。总体来看，应该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现在的希望就在中国。
今年3月10日，拉脱维亚(右三)与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左二)举行会谈。新华社
中共：不会跟美共讨论“武装起义”
从早期的帮助兄弟党分忧，到现在按四项原则开展与包括其他共产党在内各国政党间的交往，中共的政党外交也在与时俱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芮发自北京 位于北京城西木樨地附近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大院，6月10日迎来了一批扛着“长枪短炮”的外国客人。面对30余家境外媒体的近40名驻京记者，中联部副部长艾平和新闻发言人黄华光侃侃而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担负着中共党际交流的中联部，首次对境外记者揭开“神秘面纱”。
“我们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理解与合作，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各国政党广泛交往。”艾平在座谈会上的表态，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当今中共政党外交的总体特点。与之相映的一组数据是：目前中共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或政治组织保持着接触和交往。
取得这样的成果，绝非一蹴而就。如果把视线转向中共与其他共产党的交往历程上，就更能体会到今日中共政党外交的嬗变轨迹。
代兄弟党起草纲领走不通了
说起中共政党外交工作的起源，还要从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的一席话开始追溯。
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你们应该懂得你们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
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将国内统战工作与当时属于统战部管理的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分开。
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亲笔致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其任务是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这一天，因此成为了中联部的建部纪念日。
建国初期，协助外国共产党制定纲领和政策、帮助外国共产党培训干部、援助越南抗法战争和援助朝鲜抗美战争等是中共政党外交工作重点。1954年后，亚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发动武装斗争的一些亚洲共产党，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鉴于此，1956年春，党中央决定停止此项工作。“对兄弟党，不要代人家起草纲领，他们起草好，拿来给我们看看提些意见可以。我们过去也给人家起草过纲领，那样是行不通的。”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外交部务虚会上说。
确立党际交往四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政党外交工作也不断调整和改进。但后来国际共运遭遇挫折，以及受“”的影响，政党外交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
回顾那艰难的20年，中联部前副部长朱善卿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们错估了国内形势……也错估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把“革命制止战争”看作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并积极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搞武装斗争”，“闹革命”，而实际上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
在“”结束至十二大召开这段时期，中共一方面逐步恢复与一些国家政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探讨新时期究竟什么才是党际关系的准则。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是一条重要原则。”
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细化。“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十二大被正式提出，并成为中共政党外交的一大转折。
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握手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党外交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用中联部前副部长朱善卿的话说，“(工作对象)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逐步扩大为‘四类政党’，即共产党(包括老党)、发展中国家友好政党、社会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
2010年底，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是美国两大政党第一次邀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赴美访问。“这是前所未有的。”中联部发言人黄光华评价说。
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中共还同时保持着与美国共产党的接触。同样是接触，对象不同，侧重点就有所区别。“我们跟共和党、民主党交往更多的是在如何加强相互了解、推动两个国家关系发展等方面，跟美共，我们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一些探讨，(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的发展有些什么问题。但不会跟美共讨论如何进行武装起义这类问题。”艾平说。
这种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开放姿态，引发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很多外媒的疑问：中国共产党本身是靠武装斗争起家的，现在为什么立场发生如此巨变?
对此，艾平的回答是：“中共的一系列决策都是与她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判断密切联系。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作者：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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