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文印的故事
新化文印的故事，要从1960年说起。下面由小编与大家分享，希望你们喜欢!欢迎阅读!
这年1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套1000门纵横自动电话交换机，在上海吴淞电话局开通使用。到2月，《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除西藏外，基本上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这两件事情上显露地淋漓尽致。
新化县当时人均耕地不足1亩，集体生产吃大锅饭，没有多少家庭能够吃饱。1960年，易代兴、易代育兄弟离开新化“以技养农”，在四川涪陵偶然获得了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
据易代兴后来介绍，当时修好一台机械打字机能赚到45元钱，1元钱可以买到8斤大米。但当时“农工商”从业人员界限严明，粮农丢下锄头跑维修，这是明令禁止的身份跨界。
尽管当时易家兄弟伪造公章冒充成为武昌一文化公司的员工，但社会舆论和政府的巡逻并没有他们把这门生意搞大。
1970年，修钢笔的邹联经与易代育的徒弟袁锡楚结识，并拜他为师学习打字机维修技术。这个人，后来被《潇湘晨报》评论为，如果没有邹联经，就没有所谓的新化现象。
这是一个平凡人的故事。这里没有为人熟知的国际品牌，也没有粉丝众多的知名企业家。从邹联经开始，新化文印的故事都是“隐形巨头”“闷声发大财”的故事。
维修打字机半年后，邹联经就带着4000元钱回家，并建了村里第一栋两层楼房。他告诉同乡，修打字机的人不多，一个月至少能赚到2000元。
从5分钱一页纸到年赚1200亿，新化文印产业的阵痛与突围
但那些农民哪里见过如此赚钱的生意?当时新化人从早干到晚，大概能挣到1毛8分钱。村民开始质疑，这个小伙子不是抢的，就是当汉奸赚的钱。
越是井底之蛙，越是岁月静好。
邹联经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他过完年再一次离开新化，并带上了堂弟邹联文。据邹联文回忆，一个多月后，他们一直游荡到了新疆，并从堂哥手中学到了不少手艺。
回家时，邹联文给父亲买了双羊绒皮靴，给母亲买了件羊绒大衣。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了解到，这俩兄弟一个多月赚了1万多。
数据是说服人群最好的工具。
那些曾经瞧不上这门生意的村民，开始悄悄带着子女跑来邹联经家，希望他收其为徒。坊间传言，当年向邹联经拜师，需要先交300元钱，外加80斤大米。
“新化派”的门户逐渐繁荣，不少人学成之后便扔下锄头走向全国。
改革开放后，新化县还专门成立了打字机修配厂，邹联经出任厂长。他表示，“厂子成立以后，开始大张旗鼓地办学习班，有的学员学习1个月甚至10多天就出师了。”
那个时候的新化县，就像现在的毛坦厂中学。一批批学徒毕业之后出走新化，去往了全国600多个城市，并成为之后开拓文印产业的顶梁柱。
广东省(湖南)办公耗材行业协会筹委会秘书长龙三沅表示，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变迁，新化人文印产业从业人员接近20万。而有媒体统计，目前文印产业发展较好的100多家企业中，邹姓、曾姓的法人代表占70%。而在新化，曾与邹是两大主要姓氏。
邹联经的学习班垄断文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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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联营，新化复印店开遍全国
而今的新化，要是有人说“你全家都开复印店”，这句话可能是真的。
在湖南师范大学旁边的一家文印店老板表示，其大堂哥在内蒙古开店、二堂哥在西安开店、嫂子在长沙步行街开店，就连才17岁的表弟都已经做了一年多学徒。
小小的复印店，在复制纸张的同时也在自我复制。据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夫妻图文店占市场的50%以上。
只是，好奇的读者会问到：从维修机械打字机的流动大军开始，新化人怎么就一夜之间在每个城市落地生根的开复印店了呢?
新化文印产业这一次迭代，依旧离不开邹联经。
1980年之后，国外印刷效率较高的静电复印机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并不断挤压国产品牌和机械自己。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复印机销售服务单位已超过1000家，分布在30个省、市、自治区的107个城市，其中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大约300家。
这期间，邹联经门下的“新化派”很难熬。新化超过50%的人都学会了维修机械打字机的手艺，但而今市场被复印机挤压，难道又要回到小县城里守着半亩黄土吗?
1986年，国外9家厂商在往国内市场进行散件组装出口，机型达到23种，累计进入中国市场的数量不过8.7万台。邹联经几经周折，通过一个外地商人搞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二手复印机，并在镇子里开出了第一家复印店。
邹联经对接到了硬件供应渠道，预示着所有新化人都有了复印机。
通过邹联经，10多万新化人在这个渠道上找二手复印机，并开出了一家家复印店。
届此，大街上一张A4纸广告写着“复印、打印”的文印店，开始在中国各地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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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仅1993年国内销售复印机达到5.2万台，这其中大部分是新化人买走了。这群人大大增加了对复印机的需求，国产机销售比重达74%，营口复印机厂生产的小型胶印机市场占有率达70%。
据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新化文印的发展轨迹，更像是你们熟知的重庆小面、万州烤鱼的发展。师徒制传授技艺，供应链上下游信息共享，全国各地品牌矩阵不突出，产业名声却影响甚大。
而这种业态的扩展，就像上述复印店老板所言，都是亲戚联动，全家复印。据他介绍，自己店里的复印机等设备都是从亲戚那里拿的货，彼此信任不吃亏。
早期，除了邹联经、与邹联敏等人在台湾收购来自日本、美国等国的二手复印机，还有一个人叫曾旗东。邹联敏称，他在1992年发现台湾人的二手复印机货源后，就告诉了曾旗东。
后者买来二手复印机后进行维修翻新，然后在广州天河科技街批发零售，从而建设起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
在湖南师范大学旁边的另一家复印店老板表示，他和曾旗东的兄弟就是发小，自己店里的复印机都是从他们手上拿到的。这位老板借助这家店，已经在长沙买了两套房一辆车，老家也修了两栋楼房。
创业过程中，所有夫妻店创业都面临着启动资金的问题。但新化文印产业里，上下游亲戚帮扶、前期垫资提携则成为常态。
这样的“亲戚联营”模式，加速了新化文印产业的发展。
60年来，新化人在全国开设了6万多家文印店。而他们身后，矗立着一条庞大的供应链体系，包括2000多家耗材经营企业、3000多家复印机再制造和经营企业——这些都是新化人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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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亿瓶颈已现，新化突围在即
数据显示，文印产业上下游熟练的新化籍员工超过20万，产值达到1200亿元(一说800亿)。
但我们需要看清这个行业的现状，比如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据图文复印店老板杨敏介绍，新化很多年轻人都是初中毕业就当学徒，一般在复印店学三年就可以独立出来开店，学得快的还不用三年。
初中毕业的创业者，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只有茫然。
以邹联经为例，作为新化文印产业的掌舵人，他早于2008年退隐这个草根江湖。据邹联文后来介绍，2008年，邹联经到日本考察复印机市场，但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居然被骗了几千万。
这笔钱，几乎是邹联经的全部身家。是的，在这个从5分钱的打印纸里挣钱的行业里，发小财的人数十万，但亿万富豪却不见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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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退隐江湖之前，邹联经还建了一个QQ群，叫做“二手复印机大改行”。而这，也一度成为新化文印产业的大危机。
《时代纪实》曾撰文称，新化人大规模开设打字复印店，其实是在2000年以后。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2000-2010年，是新化籍打字复印店的第一个繁荣期。
追溯到上游，则是邹联经、曾旗东们的二手复印机生意已经发展起来了。
但2002年，国家推出一项规定，以回收钢铁为主的废五金电器、打印机、传真机、电传打字机及多种复印设备，被明确列为禁止进口货物。
至此，复印店老板依靠的上游产业链掉了一环。很多人要么转行，要么潜入“地下”悄悄。曾有新闻报道，对于业务，广东分署缉私局曾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6人，打掉团伙20个，现场查扣涉嫌进口的二手复印机、打印机2500余台以及电脑资料、账册等涉案证据材料一批。
无论是60年代易家兄弟伪造公章，还是20世纪初那些新化人倒卖，在政策的监管下都置于合规。野蛮粗放，凭借经验的草根创业江湖，以邹联经的退隐宣布终结。
下一个1200亿，新化文印还需要更多探索。
那些小的、散乱分布的设备耗材店和图文店，已经受到了来自上游的“牛鞭效应”。由于过多的从业人员集中在产业链终端，当下复印店面多到一条街并排着开张——“新化派”的自我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有媒体报道，长沙一些图文店，A4纸的复印单价已降至1角钱以下，更有甚者低至四五分钱，濒临亏本。价格战在这种几分钱的领域里，照样打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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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广州,这一行却做得越来越风生水起,他们是一群有一定文化知识、熟练掌握互联网的年轻人。通过接棒父辈靠吃苦耐劳攒下的事业，就连一部分新化95后也加入到了这个产业。
1、他们在改变终端复印店的业态。
以邹联文在广州的竞天图文数码快印店为例，其淘汰了一批原来的设备，从国外进口了价格高达249万元的彩印机。普通复印店正在变得势单力薄，彩印、广告制作等多元业务形成的大型文印公司逐渐取而代之。
邹联文表示，整个店面设备搞下来投入几百万上千万，不少夫妻店还是承受不起。
2、除了把终端单店做大，从终端往上游走依旧是一条好路子。
曾晓阳(化名)的父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复印店。大学毕业后，曾晓阳虽然也扎根到了新化文印大家庭，却没有选择接班父母，而是凭借所学知识创办了一家再制造公司。
“下游不如上游，下游是生意，上游是事业。”曾晓阳说道。他的公司主要研发生产一些辅助设备，比如胶装机、切纸机等。
这个领域，已经不乏一些表现不错的企业，比如北海琛航、湖南至简、常熟夏普、福建贞泰、福州理光等。理光副总经理铃木辉行就曾介绍，“新机子可复印900万张以上，再生复合机可达450万张以上。而价格仅是原价格的20%。”
看名字就知道，这些企业不少还是被国外资本掌控。曾晓阳就表示，公司将在知识产权方面多下功夫，研制出下游图文广告公司、照相馆降本增效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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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创出口与市场下沉，将会成为新化文印产业第二曲线吗?
接着曾晓阳“下游不如上游”，罗国雄对了一句“文印不如文创”。
罗国雄是新印科技董事长，这家公司由新化县与太平洋证券公司连个成立。其去年产值达1.6亿元，2019年可望达5.5亿元。
他表示，文印领域市场还是太少，但文创就不一样。新化文印产业新一轮的转型，或将从文创入手。
在淘宝店，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可爱图案的手机壳、抱枕、鼠标垫等。这家淘宝店的老板，可能就是某家新化文印店老板。在没有邹联经、曾旗东的日子里，他们开始用互联网与各地的用户交流，并将用户DIY的图片打印在任何可以承载的地方，甚至内裤。
这些东西，他们甚至会出口到欧美市场。
而在今年6月，300台复印机也在新化县装箱起航。不久之后，它们将出现在非洲国家加纳的市场。罗国雄表示，“以三折页印刷品、1000张起印为例，加纳市场的报价折合为每张3.26元人民币，我们过去后，可以把价格控制到1/10左右。”
《湖南日报》报道，新印科技将以加纳基地为先导，逐步在非洲国家建设生产运营中心与复印机再制造工厂，实现从产品到运营维护的全产业链布局。
逐渐的，我们看到60年前那个“赤脚走天下”文印维修军团，正将脚步扩散到国际市场。新一代年轻人或将引领新化文印产业走向新的时代，到时候可能不止1200亿。
而由文印展开到全国各个领域，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商业史迭代的一个缩影呢?
创业与修行--一个关于社交的故事
我为什么说创业是这个世间最难做的职业?只因为创业这东西太违背人性了，什么事都要主动出击。不单是要主动出击，还要有计划地出击。
“主动出击”虽然有难度，违背了人性，但只要胆子够大，基本上咬牙就能能上。更难的在于，要“有计划地主动出击”。这个“有计划”难倒了很多人。
互联网好像给了我们草根创业者逆袭的机会，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给了我们一个跳出井口看一眼另一个世界的机会。
跳出井口之后，在外面的世界能不能生存，还是一个大问题。
一些朋友看了我写的关于修行的文章，一脸地嫌弃的样子。看这些有什么用?能赚钱吗，还不如去看“干货”。
我不反驳，也不回应，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你要的是一两年内赚几百上千万以期待跳出井口，而我要的是保持我的创业之心。
互联网时代，草根创业者靠运气，很多人在短时间内赚了第一桶金。但可惜，草根依然是草根，就像打仗一样，无计划无谋略，只会耍个性当英雄，遇到正规军后结局就会败得很惨。
这是草根创业者的劣根性，这是从小就被周围环境养成的思维模式，很难改变。在井里的时候，这种思维很正常，但跳出井后，这种思维就不适用了。
修行修行，并不是吃胞了闲的慌。天生的商二代，他们从小就被培养成了适应井外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去改变。但我们这些农二代不一样，不改变的话，不管你多牛逼，最后还是得老实地跑回井里。
为什么我们这些农二代觉得一些成功的商人，对社交非常的“功利”?我们之前觉得他们“功利”，只因为我们思维上就有问题。
如果换成商二代的思维模式来看问题，就能看出，他们不是“功利”，他们是在“有计划”地进行社交。
如何“计划”?社交不就是找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吗?要什么计划?
我上一篇文章写的啥?三种角度看待问题，“用户、同行、规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所谓“人道、地道、天道”。
对待“人道”的社交方案，就是培养团队、员工、代理商、合伙人等等。
对待“地道”的社交方案，就是在创业群中与相同地位的创业者结交，方便共享资源、心得交流等。
对待“天道”的社交方案，就是和比自己厉害的创业者，向他们学习、请教创业经验。
看着，好像不难啊，是不是?这方案一例出来，好像没什么新鲜的。
觉得不难，是因为你习惯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
这三个方案的难点就在于，你必须要用同一种心态去对待，不然你就会“人格分裂”!
怎么培养创业伙伴?先要付出行动和金钱;怎么结交有着相同地位的创业者?先要付出自己的经验和资源;怎么向比自己厉害的创业者学习请教?你能付出什么?人家比你厉害，你有啥能付出的?
“人道”和“地道”这两个社交方案就比较容易了，做事要先付出，谁都懂的道理。但最后一个“天道”的社交方案，就很难了。
你关注比你厉害的创业前辈，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讲，看他的视频。但关注、学习不等于“社交”，要永远记住这句话。
这个世界的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就像一架飞机只能坐100个人，你要想坐上飞机，你就必须要把100个人中的一个干掉。这就是“天道”，这就是规则，不讲感情，只讲规则。
你要想让你的事业更进一步，飞机上的那100个人中必须要有一个是愿意帮你的。努力只是你要做到的第一个条件，付出什么东西能让飞机上的某些人原意帮助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一定要修行，因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必须要用心去看，不然你创业，多么努力和拼搏，仅凭一胸热血，都会被人干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三个社交方案，缺一不可。不信?你随便找一个创业超过5年，并且事业越来越好的创业者问问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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